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“轴人”[1]
。
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。大学毕业后,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,于1939年来到重庆,任《时代》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。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,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、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。
1943年2月,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,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,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,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。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:“我们所看到的,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——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。首先是尸体,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,躺在雪堆里,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。她的脸已经萎缩,可以看见头盖骨。她一定还很年轻。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。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,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。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,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。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。还没有调整好相机,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。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……”
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,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,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,这不能不承认,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。
白修德回到重庆后,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:“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——神经紧张、压抑、难受。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,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。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;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;路上到处都是尸体;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;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。省**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,试图封锁消息,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。重庆**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。中央**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。我试图了解其下落——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。”
应该说,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,因为重庆**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。按规定,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,都要先传到重庆,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。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,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,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,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《时代》总部。
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《时代》周刊上发表了,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。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,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,宋美龄成为《时代》封面人物,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。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,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,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。正在这节骨眼上,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,这不是毁人吗?
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,她气急败坏地给《时代》周刊老板卢斯写信,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,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。
事后白修德分析,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,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,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,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。
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,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,他找了宋庆龄、孔祥熙、何应钦等人。在与何应钦面谈时,两人还大吵起来,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,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。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,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。
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。
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。他在一封信中,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:“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。他像通常一样,面无表情,冷冰冰的,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,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。开始,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。于是,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。接着,我告诉他,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,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。我说真的是这样。他便开始相信我,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、地点。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。好了,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。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。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,只要让他知道,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——把他们枪毙。”
就这样,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。
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: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“前方军粮会议”,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,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,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,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;另一方面,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。
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,一边是火急火燎的“赈灾”,一边是不由分说的“纳粮”,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。
有人这样分析,蒋委员长“赈灾”是假,“征粮”是真,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,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,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。
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,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,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**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,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:“老百姓死了,土地还是中国人的,可当兵的饿死了,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。”
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,他嘴上不说,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,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!
可问题是,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,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?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?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?
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!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
若干年后,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:“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,即使是文盲,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。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,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,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。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,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,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。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,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。”
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。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,再加上日军的空袭,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,车子颠簸得很厉害,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、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。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,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,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。
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。大战爆发的第一天,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,日军三面包围郑州,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。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: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,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,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。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,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,使其主动撤退,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,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。
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,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。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,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,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: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——石觉的第13军。
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,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,绝不能有任何闪失,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。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,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,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。
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,只带了副官、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。
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,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,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,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。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,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、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,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。
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,直到张家口被突破,才不得不下令突围。
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,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,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、峄县。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,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,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,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,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,连续攻击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,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……
一个随军的日本《朝日新闻》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,他是这样报道的:“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,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,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,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,霎时造成我军血流成河的景象,即使是中世纪马木留克[2]
骑兵再现,也不过如此了,我们一些步兵的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状态……”
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,汤恩伯军团和下属第13军功不可没。1939年随枣会战,汤恩伯军团纵横襄东平原,收复唐河、桐柏、枣阳、随县,其主力第13军成为中国陆军的明星部队。在当年的冬季攻势中,第13军奉命进击日军第3师团,大获全胜,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役。1942年2月豫南会战,第13军与日军激战于舞阳,再度重创日军。
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汤恩伯这个老对手恨之入骨,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,汤恩伯遂成为国军中少数为日军所畏惧的将领之一。
1940年,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,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做法,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。不过,汤恩伯的主政之才却不敢恭维,1942年豫南大灾,汤恩伯不事赈灾、救民于水火,反而大肆扩军,为了维持军费,居然在重灾之区大肆征敛,河南省征起了著名的“汤粮”。汤恩伯部的大肆扩充,只要数量,不求质量,因此大批散兵游勇、土匪流寇被招入其中,他的部队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,共计30万人。部队素质良莠不齐,所需军费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,致使河南四害“水旱蝗汤”之谣不胫而走。这便为此次的豫中大溃败种下了不可逆转的苦果、恶果。
中午,汤恩伯一行穿过伊川县城,两辆吉普车颠簸着向北开过一个小村子,只见村口一间土坯房的墙上用石灰写着“岗子”两个字,已被雨水冲刷得斑驳模糊,几乎辨认不出。村中道路冷冷清清,两个村民慌慌张张跑回家,将院门紧闭。更多的院门缝隙后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,注视着两辆汽车穿村而过。
村子北口有一棵巨大的古槐树,汤恩伯无意中看了一眼,他发现这棵古树的树皮已被饥民们剥得精光,早已死去,狰狞的枯枝冷冷地伸向灰色的天空,一群乌鸦被汽车的轰鸣声惊起,发出一阵阵鼓噪。
汤恩伯看了看手表,已经是12时30分,他觉得有些饿了,于是吩咐停车,吃一点东西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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